晓庄小学记忆

晓庄小学记忆

胡登仓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陶行知老校长的关怀下，晓庄父老乡亲殷切期盼和大力支持，晓庄小学终于在1946年春复校，我父亲胡同炳继续当校长。我和所有的乡村小孩喜出望外，欣喜有了读书的机会。我1946年入晓庄小学到1949年南京解放时小学毕业，在校度过整整4年美好时光。我这个当年顽皮的 小孩，如今已是年近八旬的老翁，回想起晓庄小学的往事，许多情景还历历在目，给我留下永远难忘的记忆。

 

母校回忆

 

 听父亲讲，我们的小学前身是陶行知先生亲自命名的南京佘儿岗儿童自动学校。这个小学可不 一般，她完全在无老师、无校舍、无课桌、无资金的“ 四无”情况下，由孩子们自己动手于1932年9月4日办起来的一所小学，一共有10个孩子当“小先生”，父亲当校长时只有18岁。所以陶先生说，这是一个创举，特题诗鼓励：“有个学校真奇怪，小孩自动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如在”。学校在抗日战争期间停办，到了1946年情况虽然不同了，当年的“小先生”已长大成人，但学校的条件依然很差。原来陶先生创办的晓庄学校的校舍已毁于战乱，学校一切从零开始。学校当时叫“南京私立佘儿岗农村小学”学校经费主要靠陶先生募捐资助。学校由10名农友当校董，陶先生委托他的挚友、安徽中学校长姚文采先生做董事长兼学校顾问。复校后的校址是在佘儿岗的长生庵这座古庙的基础上改建。庙前盖了两间厢房，把原来庙里的菩萨集中到一间小屋，其他全部当教室和老师办公室。如此还不够，只好在马路对面租借陈家两间土房，这样才勉强把教室配齐，有的只能两个班挤在一个教室上课。我当时上课的教室就在东边的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厢房里，虽然很挤，但大家有书读还是很开心、很满足的。穷人家的孩子有书读，都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大家都很用功。上课专心听讲，不懂就问，师生亲如一家人。记得有次上大字课，老师要求大家坐正，手持毛笔有力，大家正在专心写字时，陈老师从我背后用手轻而一举把我手中的笔抽出，我大吃一惊。陈老师和蔼可亲地对我说：你还没有掌握写大字的要领，手持笔一定要有力！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后来牢记老师的话，写字才有了进步。

老师常启发我们说，你们有了学习的机会，但农村还有许多人不识字，遵照陶先生的教导：“穷国普及教育的钥匙是小先生”，我们有书读的人要响应陶先生“即知即传人”、人人做“小先生”的号召，大家来做“小先生 ”。令人难忘的是我们白天在学校读书，晚上去当“小先生”的经历。每当夜幕降临，我们住得相近的同学分组到附近农家教农民识字。那时大家手提着灯，边走边唱歌，农民知道“小先生”来了，都出门欢迎我们。我们教他们识字，还教唱歌，十分热闹。特别到了冬天农闲时，农民学习文化的热情很高，“小先生”运动在乡间蓬勃开展起来。我们既是小学生，又当“小先生”，感到十分自豪。

随着农民要求识字的积极性高涨，我们的小学办起夜校。老师白天工作已很辛苦，晚上还要给农民上课十分劳累，但他们都兢兢业业，不畏疲劳，认真教学，深受大家欢迎。不少农民就是通过“小先生”教识字和夜校学习、读书，提高了文化。我的堂叔胡同垣因家境贫寒自小没上过学，就是“小先生”和夜校使他学了文化，后来努力自学，提高很快，解放后还当了干部。他非常感谢陶先生提倡“小先生”运动，他是亲身受益者。

我们小学办“儿童营养站”的事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陶先生逝世后，许多同情陶先生教育事业的各界人士从多方面向我们小学伸出援助之手，南京救济总署有位王女士就是其中之一。她知道我们农村小学困难很多，农村孩子多有营养不良问题。战后外国许多友好人士关心我国儿童健康，捐了许多营养品送给中国孩子。王女士特来校和我父亲商量，有意在我们这里办“儿童营养站”，帮助学校。父亲非常高兴欣然同意，并商量具体实施办法。王女士定期给学校供应奶粉等营养品，学校派刘老师带年长的刘炳炎等同学，借农民丁长江家的毛驴从城里把营养品驮回来 。学校每天上午把奶粉冲成牛奶烧两大锅，在课间休息时每个同学喝一碗，大家非常开心。也有人嫌牛奶有腥味，就从家里带来咸干菜在喝牛奶时吃。有时还有冰淇淋、番茄酱等和在一起吃，味道更好。后来学校附近没有上学的小孩、婴儿、孕妇、老人也来参加营养站，每人也得一份营养品。营养站造福乡里百姓，深受大家欢迎。同学们天天有牛奶喝，体质有明显提高，我父亲代表学校向南京救济总署和王女士表示感谢。后来营养站还送来许多外国朋友捐赠的衣物，分给每位同学和附近贫困户。虽然营养站办了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许多外国友人通过办营养站和中国人民结下深厚友谊。

营养站结束前，王女士看到学校校舍困难，就捐给一些建筑材料和物资，帮助学校在劳山脚下盖起两栋校舍和伙房食堂。后来晓庄小学就搬进新校舍，佘儿岗作为分校，只留下一、二年级，便利附近小孩就近入学。

搬到劳山后学校扩大了，又增添不少新老师，他们都是仰慕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事业，慕名而来的。像陈波老师是从浙江丽水经人介绍来校并担任教导主任，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不知道）为学校增添新的力量 ，后来他的夫人张云英老师也来校工作。我读六年级时的 班主任徐辙老师，他是刚从中央大学教育系毕业自愿来校教书的，他说：晓庄是陶先生生活教育的圣地，先生虽然逝世了，我们后人要把他为之奋斗的事业继承发展下去。我毕业时学校已有教职员工20多人，学生有300多人。朗朗的读书声、悠扬的歌声使这个小山村又热闹起来，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朝气。

 

愉快的学习生活

 

我进晓庄小学时已经9岁了，我非常珍惜这个读书机会。每天清晨天还没亮，我就骑着牛和村里的小伙伴到劳山南麓放牛。当太阳露出笑脸时牛吃饱了，我们就回家，吃完早饭背上书包赶去上学。我当时的放牛伙伴有胡同顺、李金坤、王义才等。我们常常一同放牛，一同上学，十分开心。到校后先打扫卫生、上早自习，然后开晨会、升旗、唱校歌——陶先生创作的《锄头舞歌》、做早操，一天的学习生活开始了。上课时老师多采用启发式民主教育方法，课堂上老师鼓励同学积极发言，不懂可随时发问，还可自由讨论。老师常教育我们，学习要坚持“不耻下问，弄懂为止”。老师讲话很有风趣，常引起笑声，因此课堂上气氛活跃，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很高，感到学习轻松愉快。为了培养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学校还组织作文比赛、演讲比赛、写大字比赛等活动。优秀作文除得到奖励外，还登在墙报上供大家学习。有次写大字比赛，一位四班村的同学得了第一名，他的字写得很漂亮，后来学校的公文、公告都请他写，这是最高的奖赏。

最令人难忘而有趣的事是民主选举级长（班长）。候选人事先由大家提名，采用差额选举。选举那天大家行使民主权利，主席台上挂着一幅意味深长的对联：“一二三四五，黄豆讲民主”。每个候选人前面放一个碗，选举人每人发几粒黄豆（黄豆数就是要选的人数），候选人背对碗，由选举人“无记名投票”，将黄豆放到要选的人的碗里。最后当众公布选举结果。这样选出的级长威信高，能为大家办事，大家拥护，但如干不好，大家有权罢免 。我们的学习生活丰富多彩，学校定期组织爬山比赛——劳山顶上插红旗，参赛的人谁第一个到达山顶夺得红旗就是胜利者。每到春天，学校常组织春游活动，我们常去的地方有燕子矶、玄武湖、中山陵。每次出游大家可开心啦！大家带上干粮（多半是馒头咸菜）步行来回，虽辛劳但非常快乐。

每天下午正课结束就是自由活动时间。同学们自由组合参加各种活动，如唱歌、跳舞、打球、作游戏，十分热闹。到放学时间了，全校同学在操场上集合，举行降旗仪式，老师讲话后唱“放学歌”——我还记得主要歌词有：“功课完毕，要回家去，先生、同学大家问声好！明早会好朋友！明早会好朋友！有明早齐到校，无先后！”……然后，大家列队放学回家

我到家后就去放牛，我和小伙伴们骑在牛背上背书、唱歌、吹短笛，大家有说有笑真开心。

 

劳动是必修课

 

陶行知先生在晓庄办学时主张培养有“科学的头脑，劳动的身手，艺术的兴趣，健康的体魄，改造社会的精神”的人，因此他特别注重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此，学校把劳动列为必修课。学校要求同学在学好书本知识同时要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在劳动中练就本领。我在读五年级时，学校组织我们学习种青菜的经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班分成几个小组，各分一块地种青菜。老师先给我们介绍南京地区青菜的习性，讲种植青菜的要领，还请当地农民做指导示范，。我们经过几个月的实践，最后老师来检查评比，发现情况各异：有的青菜长得绿油油的，棵棵体大叶茂，很是喜人；有的长势一般，大小不均；还有的长势较差。老师现场给我们分析原因：长得好的是因为施肥浇水得当，维护管理好；长得一般的多半是施肥浇水不够适当；长得差的是因为施肥浇水过量。通过这次劳动体验，使我们把课本知识学活了，感到收获很大。

有些劳动与学校的生计有关。因为学校是私立的，主要收入靠陶先生募捐资助外，学校有约十亩土地（当年陶先生在晓庄办学时购置的）靠师生耕种，其收获用以改善生活、补贴学校开支。因此每当农忙时，学校除完成教学外，还安排师生从事农业劳动。同学们在劳动中学知识，培养劳动技能，增长才干。学校根据同学年龄大小，安排力所能及的劳动：我们曾下地锄草，下田插秧，收割稻子、麦子等。记得有次天气炎热，干完农活，老师组织我们在一个大塘里游泳（平时学校为保证学生安全，明令禁止同学私自下塘游泳），有老师和年龄大的同学负责安全，大家感到特别开心。每当春天来了，学校常组织师生到劳山植树，使原来在抗日战争中被毁的树林又重新长起来。

最令人难忘的是学校在建校盖房时，由于资金困难，内墙只能采用自制的土基。为此学校组织高年级同学学习制作土基——学校请有制作土基经验的农民来现场指导，在现场边讲解边示范。同学们用心学习，很快掌握制作土基的要领。后来还开展劳动竞赛，大家为了建校而劳动热情可高啦！当我们制作的土基摆满操场，后来用于盖校舍，心里乐滋滋的。我们不但学会了制作土基的技能，还为建校出了力，心中充满了自豪感。

 

布衣校长

 

我父亲自幼深受陶行知先生的教诲，他执着地追随陶先生为之奋斗的教育事业，不畏艰难，历经千辛万苦也不改初衷，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父亲是陶先生创办晓庄学校时的晓庄小学第一批小学生。当年一批“小先生”创办的儿童自动学校因抗日战争停办。抗日战争胜利后晓庄小学复校，父亲继续当校长，他是一名地道的没有文凭的“布衣校长”，但他却是一个有“农民身手”合格的乡村小学校长。乡亲们都亲切地叫他“胡叟”（“叟”是南京人对读书人的昵称、尊称），受到大家的尊敬与爱戴。

为了使父亲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学校长，陶先生亲自教诲培养他。儿童自动学校成立不久，陶先生就利用寒假安排父亲到上海学习。陶先生精心挑选四位教育专家从“行政管理”、“教育理论”到“自然科学”给父亲单独授课、辅导，最后陶先生亲自和父亲谈话，检查学习情况并面授机宜，这次学习使父亲终身收益。他说：“十几天的学习收获很大，胜读几年书”，父亲把所学习知识认真地用于工作实践中，并在工作中逐步应用、体验、总结提高。

父亲深知自己能力有限，但他最大的特点是：勤于学习，勇于实践。他努力把陶先生的教育思想贯彻到实践中去，为此他事事以身作责，重在力行。他要别人做到的，他自己先做好；他有民主作风，学校的大事都与老师共同商量，广泛听取意见后再作决策；他做到学校的财务公开，笔笔开支接受大家监督；学校经济困难，他带头节俭，进城办事骑一辆破旧自行车往返。生活上与师生同甘共苦，平时关心体贴老师，每到周末，他都要关照伙房给老师“打牙祭’，每人增添一快“梭子肉”。对有困难的老师，他多加关照尽力设法帮助解决。为了搞好农事，他带头下田。他说，当年陶先生来晓庄就脱下西装穿上草鞋下田和农民一样干活的。父亲生长在农村农活样样在行，他从家里牵来耕牛带来农具，干起活来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因此有人叫他是“泥腿子校长”。也有老师说，在胡校长身上能看到陶先生的影子，他处处有陶风，事事有陶味。正是他率先垂范、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使学校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团结师生共度难关。

他当校长廉洁奉公从不谋私，他经常从家里把农具甚至种子拿到学校用，但我们绝不能沾学校半点便宜。我和弟弟在校读书，从来没在学校吃过一顿饭。临解放前夕，南京城炮火连天，子弹满天飞，许多村民到学校避难，我们去学校和别人一样，自己带着饭和咸菜，父亲忙着照顾广大师生，无暇过问自己家人，我们已习以为常了。

父亲除了忙于纷繁的行政事务，对教学也非常关心，他常常亲临讲堂。我每次听他上课，都被他饶有风趣的语言吸引，他讲道理深入浅出，用实例说明问题，使人易懂，听后不易忘记。他对我们做子女的要求很严，在学校里要求我们带头努力学习、尊敬老师、遵守纪律，不准有特殊。记得有次夏天天气非常炎热，在上学的路上我和几个同学下塘游泳，违反校规被学校发现，父亲首先严厉处罚我。我只好认了，以后再也不敢做违纪的事。

父亲平时难得有空回家，但他一来家就忙着帮母亲干活。农忙时每到给秧田车水时，父亲回来就和我们组成两班倒，中间能休息，大家很开心。使父亲感到欣慰的事是我们全家人都支持他献身陶先生在晓庄开创的教育事业。爷爷常说，大牛（父亲的乳名，他属牛）当校长不挣钱，还要家里倒贴，他是陶先生的学生，做得对我当然要支持。爷爷也为有一个“布衣校长”的儿子而得到安慰与自豪。

父亲能当好这个“布衣校长”，得到许多人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学校的常年顾问、陶先生的挚友、安徽中学校长姚文采先生对父亲的帮助、指导尤其突出。姚先生经常来学校关心指导学校的工作，父亲每遇到难题，都要求教先生，姚先生成了学校的主心骨；陶先生的学生、南京空军子弟学校校长陈鸿韬先生对晓庄小学特别关照，在那艰苦岁月里，陈校长给了父亲许多宝贵的无私援助，为学校雪中送炭，使父亲终身难忘；还有10位农民校董也常常给父亲许多支持和帮助；更值得一提的是，陶先生主办的“生活教育社”的代表方与严先生，他受陶先生的委托，常常给父亲许多帮助和指导。解放后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的代表，因此学校能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生存下来与地下党的关心指导分不开。

 

我家的特殊客人

 

父亲回家谈及学校的情况时，常常夸奖学校老师能吃苦耐劳，他们中不少人放弃优越的生活，自愿来晓庄教书，为的是追随陶先生的教育事业，平时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作为校长的他很敬佩他们，但深感内疚，他总想设法让老师们过得好一点。特别到逢年过节有些老师回不到亲人身边，他心里更不是滋味。他就和爷爷商量，到时想请老师们来家吃年夜饭，让出门在外的人也有过年的喜悦。爷爷奶奶沉思后觉得儿子的话有道理，就欣然同意了。父亲听了高兴得像个孩子，从此就像立一个规矩——每到过年就请老师们来家吃年夜饭，这些老师就成了我们家的特殊客人。

老师们应邀到我家吃年夜饭特别高兴。全家人为了迎接父亲请来的客人，像办喜事一样喜气洋洋。母亲早早就开始忙开了，鸡鸭鱼肉样样都是家里养的，她把一切准备工作就序，当天父亲和母亲一齐下厨，他们都是做菜的高手，很快一桌具有南京风味的农家菜呈现在老师面前。老师们像在家里过年一样开心，他们都敬佩我母亲把勤俭持家、孝敬老人、养育儿女重担一肩挑，全力支持父亲工作。他们说，难怪当年陶先生夸奖我母亲是贤妻良母、女强人哩！其乐融融的一顿年夜饭使老师们和我们像一家人一样亲切。

后来老师们就成了我家的常客，每当樱桃上市、西瓜登场之时，父亲都要请他们来我家做客，品尝自家产的樱桃和西瓜。每到这时胡家庄就热闹起来，这个场面真叫人难忘。

 

天亮之前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陶先生兴致勃勃地从重庆回到南京，全体师生和老百姓欢欣雀跃，在交谈中有人问陶先生：这次先生来晓庄不走了吧？先生沉重地回答说：我是很想来此办学，要办晓庄师范、晓庄学院，但现在不行，蒋介石要挑起内战，当前要紧的事是反对独裁、制止内战、争取民主。但国民党不顾人民反对、一意孤行发动内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大军节节胜利。李含澄老师经常给我们讲时事，他画了一张大地图，凡被解放的地方都用红色涂上，我们看到红色区越来越大，心里高兴，大家暗暗地说：天终于要亮了！

然而天亮之前更黑暗，反动派对人民实行白色恐怖，企图挽回败局。一天国民党的军队突然强佔学校，父亲据理力争也没能阻止这伙人的强盗行径，老师只能在露天给我们上课；后来反动当局突然要到学校检查学生的作文，以图抓到把柄对学校下毒手。由于同学们早对反动政府倒行逆施不满，作文里常有正义呼声。为了躲避检查，学校事先得到消息连夜组织人把对政局有论的作文换成花儿、草儿的文章，才免去一劫；老师经常给我们介绍解放区的情况，陈波主任教我们唱“山那边哟好地方”、“义勇军进行曲”、“你这个坏东西”等歌曲，同学们多么盼望全国解放的一天早日到来。随着淮海战役国民党军队惨败，局势严峻，当局在南京实施的白色恐怖越发疯狂，到处抓“共匪嫌犯”。一天下午国民党特务到学校把陈波主任抓走，同学们英勇抗争，大家手挽着手坐在马路中间，阻挡特务的汽车通过，特务气急败坏掏出手枪对天开枪，企图驱散学生，但同学们英勇不屈，没一人退缩。我的同班同学胡同生身体强壮高大，他挺身而出与特务对抗，特务无计可施，竟耍出流氓手段对小学生大打出手，强行打开一个缺口，让汽车仓皇逃走，大家眼看陈主任被抓痛苦地流下眼泪。

陈主任被抓后学校照常上课，我父亲号召老师同学们团结起来，坚持下去。然而一个月后，国民党特务一清早乘同学们没有到校时把我父亲抓走，他和陈主任两人的罪名都是“共党匪谍”。反动派在审问父亲时，实在抓不到证据就问：“你说你不是共产党，为什么你身为校长要亲自耕田耙地，那样的苦作什么？”父亲说：“学校经费困难，种田是为了吃饭，不种田那有饭吃呢？”弄得审问者无话可说。父亲被抓后学校几乎陷入绝境，反动派企图以此扼杀学校。但留下的老师同学依然团结坚守学校，音乐老师教我们唱歌曲《跌倒算什么？》——我还记得主要歌词是：“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天快亮更黑暗，跌倒是常事情，我们要勇敢向前进。生要站着生，死要站着死……”歌曲鼓舞着我们去迎接黎明。

几个月后，由于陶行知先生的夫人吴树琴女士和安徽中学校长姚文采先生全力营救，经由张治中、邵力子二将军作保，父亲和陈主任相继释放，学校继续在艰难中生存下去。

父亲出狱后回到家，爷爷奶奶看到被折磨得十分消瘦的儿子心疼极了，他们深情地说：这么多年你吃了许多苦，差点把命都搭上，我们多么为你担心受怕！他们劝父亲：你还是回来种田过安稳日子吧！父亲非常理解二老的苦心，但他思索后坚定地说：我是陶先生的学生，是他教育我，在他危难之时还伸出援手帮我治好脊骨炎顽症，救了我的命，先生真是我的再生父母啊！先生为了教育事业，舍身忘死献出了生命，我怎能知难而退当逃兵呢？他终于说服二老继续回到学校，师生们非常高兴，学校又有了勃勃生机，大家满怀信心迎接天亮早日到来。

 

春天来了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了，人们久已盼望的春天终于来了。解放军进入南京城之前，学校利用许多村民来校避难的机会向他们宣传共产党解放军是为劳苦大众的，揭穿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消除村民的顾虑。连夜晓庄小学周围贴满了欢迎、慰问解放军的标语，许多村民出来欢迎解放军。我们学校老师组织同学们打着旗子迎接、慰问解放军 ，解放军同志像见到亲人一样和我们打招呼，大家真高兴，激动地说，这真是人民的子弟兵！南京解放那几天，学校像迎来盛大节日一样欢天喜地，仿佛空气都清新许多，人们可以自由呼吸了。南京刚解放没几天，市领导和教育局长就亲自来校看望慰问师生，并发票给师生到人民大会堂看“白毛女”演出。他们当即宣布晓庄小学为公办学校，老师们可以拿到工资了。同时勉励大家要继续努力，发扬学校光荣传统，继承陶行知先生的办学精神，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做更大贡献。还向大家带来喜讯——晓庄师范就要复校了，后来我父亲就调出小学去筹备晓庄师范的复校工作。

 

1949年7月，我们六年级20多名同学正式毕业了。这是解放后晓庄小学第一届毕业生，也是晓庄小学有史以来最多的一届毕业生。我能记起的同学有：周金铭、顾定、吴正奎、丁光钊、叶金贵、史兆春、杨金南、曹国彬、董有道、胡凤英（女）、潘冬云（女）、胡同生、周建秋（女）等，因此这届毕业生成了学校的大喜事，学校为此开了庆祝会欢送我们。我们班老师为我们开了一个别有深义的“叮咛会”，班主任徐辙老师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们毕业后努力学习，用知识武装自己，将来做新中国的主人。其他老师也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要记住晓庄小学的日子，将来做对国家有用的人。老师们的深情话语似父母、像亲人对儿女的期盼，我们牢记心间一辈子都难以忘怀……毕业后我直接升入姚文采先生当校长的安徽中学读书，不少同学继续上学，我的好友周金铭同学光荣参军，也有同学回乡务农，后来还当了乡村干部。我在安徽中学只读半年，因为离家太远，我便考入离家稍近点的南京第二中学，一直读到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后我考取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后来因为中国与前苏联关系恶化，留学计划终止，我进入清华大学学习国防专业，毕业后一直在国防科研战线工作到1996年退休。无论大家后来有了多少不同的经历，但在晓庄小学的学习生活都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

 

                                                                                                                                                          2014.12.14